一、货郎
小时候,最爱听小铜锣的声音,往往小铜锣一响,接着就是一声又一声的清脆的拖着长长的尾音的吆喝:“头发换针——糖豆红头绳——”一个四、五十岁的货郎挑着担子晃晃悠悠的走过来,他一放下担子,立马就有媳妇、姑娘们围了过去,当然少不了我们这些一脸谗像的娃娃。
我们小孩子对红头绳没兴趣儿,那是小妮儿们喜欢的,倒是那红的、绿的、白的、圆滚滚的糖豆儿让我们口水直流……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,货郎爷爷就会笑眯眯地说:“想吃啦?”我们就像尿了床被大人发现一样,尴尬地点点头,心里说,货郎爷爷真废话,不想吃站着干啥呀?货郎爷爷就说:“回家拿点头发来换吧!一撮头发换10个。”
兔子似的,我们立即跑回家,门后、窗前、墙缝儿…凡是妈妈、姐姐可以藏头发的地方都成了我们扫荡的目标,找到了自然欢喜,找不到的那种沮丧和失望可想而知,看着糖豆儿吃不到嘴里,你能高兴吗?再说货郎十天半月才来一次,下次就是能吃上,也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。
记得有一次,邻居小毛换了20个糖豆儿,在我们面前显摆,我们几个没找到头发,当然只能看着小毛得意洋洋地吃,最气人的是小毛边吃边咂吧咂吧着嘴巴,勾引得我们口水都要出来了。小毛这不是眼气人吗?焕新说,得修理修理他。我以为焕新只是说说,没想到,他上去就给了小毛一巴掌,还掰开小毛的手,顺手牵羊夺了几粒糖豆,小毛“哇”的一声哭了,我们鸟兽而散,撒丫子就跑…
那时,我们村里只有大队一个代销点,东西也不多,也没啥新玩意。货郎的挑子虽小,但花花绿绿的东西不少,针线、扣子、顶针、糖豆、芝麻糖、花米团儿、发卡、木梳、钉子、气眼、皮带等等,简直就是个小杂货铺,很受村人喜爱。
随着分田到户政策的推行,老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转,村民们赶集的多了,日常的生活用品都从集贸市场购回,货郎的担子已经不能满足村民的需要了,货郎已经退出了乡村的视线,再也寻他不着了,代之而来的是个体商店的兴起,到了86年前后,村子里有3家个体小商店,经营的都是日常家用商品,虽然不太丰富,不过也可以满足村民的需要。
到97年的时候,村里已经有了9家个体商店,商品的种类已经可以和镇里的大商店相媲美了,村民不出村,几乎可以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。
2007年再回老家的时候,这样的商店已经达到15家了,而且有些店面的规模也在扩大,不像过去仅仅是一间、半间的门面,有几家的营业面积都在近百十平米了,城里的商场、量贩里有的日常生活用品,在那里都可以见到。
二、磨剪子锵菜刀
记忆里,“磨剪子锵菜刀——”的吆喝声仍然在回响。
在乡间土路上,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: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扛着一条板凳,板凳的一头捆着磨刀石,另一头是一些必要的工具,他游乡串村,为十里八乡的村民们提供着锵剪子、磨菜刀的服务…当然这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。
别小看了这门简单的技术,在那个时代,却为好多家庭解决了日常家用的大问题。剪刀钝了,菜刀不利了,他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些事儿。收费很微薄,有时主家管一顿饭就当维修费了。
三、剃头匠
现在叫“理发师”或者“美发师”。但在那时候,他们可没有现在的理发师们金贵,现在的美发师坐在金碧辉煌的店铺里,顾客登门了,才左审右看的设计出种种时尚的发型。
他们没这种待遇,他们需要带着家什,游街串巷,走村过乡,一天走上三、五十里路是常有的,属于标准的上门服务。他们的报酬多以年计算,以实物为主,大多是小麦,记得我们村一年出粮食100斤左右。
剃头匠一般定时在各村巡回理发,村里安排吃顿饭。发型很简单,老人光头,小孩子“茶壶盖”,年轻人是平头,不像现在的百花齐放,当然理发的对象男人居多,很少见女孩子理发的。
遇着刺儿头的理发者,比如不爱理发的小孩子,剃头匠总能想出办法,转移孩子的注意力,给你个小玩具玩儿是常用的手法。
剃头匠的身份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火爆,他们属于三教九流系列,从事这一职业似有难言之隐,可村民们不理会什么鸟三教九流,毕竟头发长了得弄掉,不然灰头灰脑的不舒服,看着让人心烦,他们待剃头匠如同亲人,无论谁家管饭,都会拿出最好的饭菜来招待剃头匠。
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衣服全是买的,剪刀很少有人用了,要理发就进城,掏钱买舒坦,享受流行风,赤橙黄绿青蓝紫,时尚造型无穷期。
…
货郎、磨剪子锵菜刀、剃头匠…这些曾经的乡村风景,已经离我们远去,渐渐地留在了记忆的深处,永恒地存在了乡村U盘里。然而当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社会文明的时候,当我们回眸身后的脚印的时候,当我们的孩子像听天书一样露出惊讶而狐疑的目光的时候,那些逝去的乡村风景却依然坚韧的站立在我们的记忆里…没有像“挥一挥衣袖”那样简单而富有诗意。
诗意的是意象,永恒的是记忆,飘逝的是岁月,挥之不去的还是那些难以忘怀的东西。
链接(中国博客文摘)草根自传:远去的乡村风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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